分析血清甲状腺球蛋白(Tg)及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对分化型甲状腺癌切除术后经131I治疗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择2017年1月—2019年12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甲状腺外科手术治疗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191例，术后接受131I治疗，并在治疗后进行为期1年的随访，根据随访结果将患者分为预后良好组及预后不良组，比较2组患者临床资料，甲状腺功能指标[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甲状腺素(T4)、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游离甲状腺素(FT4)、促甲状腺素(TSH)、Tg、TgAb]、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及影像学指标(淋巴结转移、多灶转移、转移灶大小、转移灶数量),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影响患者预后指标的预测价值。结果 随访过程中失访8例，最终纳入患者183例，其中预后良好127例，预后不良56例。预后不良组肿瘤分期Ⅲ～Ⅳ期、多灶转移、病灶>1 cm比例及血清Tg、TgAb、NGAL水平高于预后良好组[χ2(t)/P=12.601/<0.001、4.165/0.042、7.741/0.005、10.657/<0.001、10.592/<0.001、8.586/<0.001];而2组患者T3、T4、FT3、FT4、TSH及淋巴结转移、转移灶数量等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高Tg、高TgAb、高NGAL水平及多灶转移是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OR(95%CI)=1.114(1.060～1.172)、1.016(1.007～1.025)、1.108(1.042～1.178)、68.700(2.712～1 740.439],而肿瘤分期Ⅰ～Ⅱ期是患者预后的独立保护因素[OR(95%CI)=0.026(0.001～0.696)]。ROC曲线显示，血清Tg、TgAb、NGAL及三者联合预测患者预后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908、0.852、0.805、0.977,三者联合预测价值高于单项指标(Z=3.329、4.013、4.881,P均<0.001)。结论 血清Tg联合TgAb能有效对分化型甲状腺癌术后患者行131I治疗的预后进行预测，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及诊断效能。

目的 探讨成髓细胞瘤转录因子第2亚型(MYBL2)、微小RNA-631(miR-631)在膀胱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及与患者预后的关系。方法 选取2017年1月—2019年5月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泌尿外科行手术治疗的膀胱癌患者133例作为研究对象，术中取患者膀胱癌组织和癌旁正常膀胱组织。随访3年，以生存89例作为预后良好组，死亡44例作为预后不良组。荧光定量PCR法检测膀胱癌组织和癌旁正常膀胱组织MYBL2 mRNA、miR-631表达；免疫组化法检测膀胱癌组织和癌旁正常膀胱组织中MYBL2表达阳性率；采用Spearman法分析膀胱癌组织MYBL2与miR-631的相关性；Kaplan-Meier法分析膀胱癌组织MYBL2、miR-631表达与患者预后的关系；Logistic回归分析膀胱癌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结果 预后不良组T3～4期、低分化、有淋巴结转移患者比例显著高于预后良好组(χ2/P=6.590/0.010、14.208/<0.001、20.828/<0.001);与癌旁正常膀胱组织比较，膀胱癌组织MYBL2 mRNA表达水平、MYBL2阳性表达率明显升高(t/P=21.501/<0.001,χ2/P=92.371/<0.001),miR-631表达水平明显降低(t/P=7.875/<0.001);MYBL2、miR-631存在结合位点，膀胱癌组织MYBL2与miR-631表达呈负相关(r/P=-0.424/<0.001);MYBL2阳性组3年生存率低于MYBL2阴性组(χ2/P=5.052/0.025),miR-631低表达组3年生存率低于miR-631高表达组(χ2/P=5.934/0.01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TNM分期T3～4期、肿瘤低分化、有淋巴结转移及膀胱癌组织MYBL2阳性、miR-631低表达是影响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OR(95%CI)=2.153(1.453～3.191)、2.204(1.274～3.812)、2.458(1.153～5.239)、2.569(1.614～4.088)、2.941(1.798～4.810)]。结论 MYBL2、miR-631均与膀胱癌的发生有关，检测二者水平对评估膀胱癌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 探讨急性髓性白血病(AML)患者血清微小RNA(miR)-214、miR-143的表达水平，并分析二者与AML治疗后复发的关系。方法 选取2019年1月—2021年4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液内科治疗的AML患者94例作为研究对象(AML组),根据AML患者治疗后1年内是否复发分为AML缓解亚组60例和AML复发亚组34例，另选择同期医院健康体检者50例作为健康对照组。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检测血清miR-214、miR-143表达水平；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AML患者血清miR-214、miR-143表达与治疗后复发的关系，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AML患者复发的影响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血清miR-214、miR-143水平预测AML患者治疗后复发的效能。结果 AML组患者血清miR-214表达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miR-143表达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t/P=7.024/<0.001, 7.191/<0.001);复发亚组AML患者血清miR-214表达水平高于缓解亚组，miR-143表达水平显著低于缓解亚组(t/P=2.940/0.004, 6.596/<0.001);复发亚组AML患者WBC高于缓解亚组，Hb、PLT水平低于缓解亚组(t/P=3.788/<0.001, 2.093/0.039, 2.974/0.004);AML患者复发与血清miR-214表达呈正相关(r/P=0.584/<0.001),与血清miR-143表达呈负相关(r/P=-0.428/<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WBC高、miR-214高为AML患者复发的危险因素[OR(95%CI)=1.647(1.062～2.555)、1.392(1.031～1.879)],Hb高、PLT高、miR-143高是其保护因素[OR(95%CI)=0.839(0.805～0.991)、0.714(0.514～0.992)、0.768(0.606～0.974)];ROC曲线分析显示，血清miR-214、miR-143及二者联合预测AML复发的曲线下面积为0.765、0.900、0.939,二者联合预测AML复发的效能优于单项指标预测(Z/P=3.318/0.002, 2.342/0.019)。结论 AML患者血清miR-214表达上调，miR-143表达下调，二者对预测AML患者复发具有较好的效能。

目的 分析可溶性fms样酪氨酸激酶-1(sFlt-1)、胎盘生长因子(PLGF)、sFlt-1/PLGF在早期稽留流产孕妇外周血中的变化规律及其对早期稽留流产的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2021年6月—2022年6月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就诊或体检异常的早期孕妇200例作为研究组，另选取同期医院产检的健康孕妇200例作为对照组，研究组孕妇持续跟踪监测至孕12周，根据其早期稽留流产发生情况分为未流产亚组171例和流产亚组29例。比较孕妇血清β-HCG、孕酮、sFlt-1、PLGF、sFlt-1/PLGF变化，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血清sFlt-1、PLGF、sFlt-1/PLGF单独及三者联合对早期稽留流产的诊断价值。结果 研究组血清β-HCG、孕酮、PLGF水平低于对照组，sFlt-1、sFlt-1/PLGF值高于对照组(t/P=31.993/<0.001、2.906/0.004、21.297/<0.001、11.444/<0.001、22.599/<0.001)。研究组200例孕妇中早期稽留流产29例(14.50%);流产亚组入院、确诊时血清sFlt-1、sFlt-1/PLGF高于未流产亚组入院及孕12周时(sFlt-1:t/P=1.980/0.049、4.487/<0.001;sFlt-1/PLGF:t/P=2.876/0.004、6.756/<0.001),流产亚组入院、确诊时PLGF低于未流产亚组入院及孕12周时(t/P=2.012/0.046、7.691/<0.001);流产亚组孕妇入院时、确诊时、清宫前血清sFlt-1、sFlt-1/PLGF呈上升趋势，清宫3 d后显著下降(F/P=21.503/<0.001,16.400/<0.001),而血清PLGF呈下降趋势(F/P=42.184/<0.001)。ROC曲线结果显示，血清sFlt-1、PLGF、sFlt-1/PLGF及三者联合诊断早期稽留流产的AUC分别为0.755、0.858、0.866、0.873,三者联合诊断价值更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P=1.593/0.111、0.241/0.810、0.121/0.904)。结论 血清sFlt-1、PLGF及其比值在早期稽留流产孕妇确诊、清宫前后呈动态变化，可用于早期稽留流产的早期诊断。

目的 分析血清血小板反应蛋白1(TSP-1)、正五聚蛋白-3(PTX-3)在妊娠期高血压疾病(HDP)患者中的表达，并构建二者预测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模型。方法 选取2020年1月—2022年3月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产科诊治HDP患者148例为观察组，并根据妊娠结局分为妊娠结局良好亚组109例和妊娠结局不良亚组39例。选取同期在医院产检并分娩的健康孕妇148例为对照组。比较2组血清TSP-1、PTX-3水平及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Logistic回归分析HDP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因素，并构建风险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血清TSP-1、PTX-3评估HDP患者不良妊娠结局的价值。结果 观察组患者血清TSP-1、PTX-3水平高于对照组(t/P=6.146/<0.001、24.532/<0.001);妊娠结局不良亚组孕妇血清TSP-1、PTX-3水平高于妊娠结局良好亚组(t/P=6.224/<0.001、3.360/0.001);观察组早产、胎儿窘迫及不良妊娠结局总发生率高于对照组(χ2/P=11.594/<0.001、7.498/0.006、24.306/<0.001);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血清TSP-1、PTX-3升高是HDP患者不良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OR(95%CI)=3.493(1.864～6.544)、3.030(1.607～5.712)]。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logit(P)=-6.384+1.251×TSP-1+1.108×PTX-3,经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显示拟合度较好；ROC曲线分析显示，基于血清TSP-1、PTX-3构建的风险模型评估不良妊娠结局的AUC值大于单项预测(Z/P=2.756/0.005、2.741/0.004)。结论 HDP患者血清TSP-1、PTX-3均呈高表达，基于血清TSP-1、PTX-3表达构建的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模型可有效评估HDP患者不良妊娠结局情况。